在中国近代史上，毛泽东曾发起过两次都被叫作 “驱张运动” 。这两次 “驱张” 看着名字一样，其实完全是两码事：一次是冲着祸乱湖南的军阀张敬尧去的，目的是把这个欺压百姓的军阀赶跑；另一次则是发生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的校园里，针对的是当时学校的校长张干。
今天咱们就好好聊聊这第二次 “驱张” 的来龙去脉，还有事情背后，跨越半个世纪的人和事。
要讲清楚这场校园抗争，得先回到 100 多年前的 1915 年。这一年，毛泽东 22 岁，正是在湖南一师读书的年纪，而 30 岁的张干，刚当上这所学校的校长没多久。
那时候的中国，还处在北洋军阀统治的混乱时期，老百姓日子过得苦，尤其是穷人家的孩子，想读书更是难上加难。
湖南一师在当时算是个 “福利校”—— 作为公费师范学校，学校不收学杂费，管吃管住还发书本，这也是为啥毛泽东、蔡和森这些出身普通的年轻人会选择这所学校的根本原因。
青年时期的毛泽东，从韶山冲出来，一路求学，能有个免费读书的地方，对他来说太重要了，不光是他，全校大部分学生都是冲着 “免费” 这两个字来的。
1915 年，眼看着暑假就要到了，学校门口突然贴出了一张省政府的告示，白纸黑字写得清清楚楚：经省政府、省议会讨论决定，秋季开学起，省立第一师范全体学生需缴纳 10 元学杂费。
这张告示一贴出来，整个学校跟炸了锅一样，学生们围在告示栏前，你一言我一语，全是不满的声音。
可能有人会问，10 元钱很多吗？放在今天看不算啥，但在 1915 年，这 10 元可不是小数目。那时候普通工人一个月的工钱也就两三元，农民种地一年到头能攒下的钱都未必有 10 元。对一师的穷学生来说，这 10 元学杂费，直接就等于断了他们的求学路。有学生当场就急了：“这不是把我们往绝路上逼吗？本来就是因为免费才来的，现在突然收钱，我们哪来的钱？”
更让学生们窝火的是，当时的湖南一师刚完成和第四师范的合并，两校的课程进度不一样，像毛泽东这些原来四师的学生，合并后得在一师多念半年书。这就意味着，他们不光要交秋季开学的 10 元，还要多交半年的费用，等于平白多了一笔额外的开销。这笔钱，对本就捉襟见肘的穷学生来说，根本拿不出来。
很快，校园里就开始流传一种说法：这个收费政策，根本不是省政府一拍脑袋定的，而是校长张干为了讨好上面的官员，主动提出来的。大家都说，张干刚当上校长，想往上爬，不顾学生的死活，就想着巴结当局，拿学生的利益换自己的前程。
那时候的张干，在学生眼里是个什么样的人呢？他 30 岁当校长，在那个年代算是年轻有为，但性格却特别刻板，不苟言笑，平时在学校里总是板着脸，下了课也不跟学生说话，学生们见了他都躲着走，根本不敢跟他沟通。这种距离感，让学生们对他本来就没什么好感，现在出了收费的事儿，所有的不满一下子都集中到了他身上。
学生们越想越气，最后凑到一起商量，决定罢课抗议。那时候的罢课，不像现在有各种沟通渠道，学生们只能用最直接的方式表达诉求：他们聚集在学校后山的亭子里，有人站在石台上演讲，控诉张干 “不顾学生死活，只为自己谋利”；有人连夜印传单，在校园里、校门口到处发，把张干的 “罪状” 一条一条列出来，无非是说他 “不忠不孝、不仁不义” 之类的道德批判。
但闹了几天，学生们发现光喊口号根本没用，校方那边一点动静都没有，张干该干啥还干啥。这时候，毛泽东站了出来。他当时在学生里已经有了一定的威信，不光是因为他读书成绩好，更因为他遇事冷静，总能想到点子上。
毛泽东看着大家乱糟糟的样子，就跟周围的同学说，光诉苦、骂街解决不了问题，道德批判顶不了饭吃，也挡不住收学费。必须要抓住关键，有针对性地跟他们斗，不然闹到最后还是一场空。
他的意思很明确：罢课的目的不是出一口气，而是要阻止收费，还要让不替学生着想的校长下台。
随后毛泽东走上讲台，向所有罢课的学生摆明自己的立场：大家反对张干，不是因为他性格凶，而是因为他当校长只知道拍上面的马屁，不管穷学生能不能读得起书；他办学没本事，一门心思往上爬，耽误年轻人的前途，这样的校长不配待在一师；罢课的两个核心诉求，一是反对交这 10 块钱，二是把张干从校长位置上拉下来。
这番话一下子点醒了大家，学生们纷纷叫好。毛泽东当场就拿起纸笔，起草了一份传单。这份传单跟之前那些空泛的骂街传单不一样，里面没有乱七八糟的道德指责，而是一条条摆事实，并明确提出了学生的诉求 —— 取消学杂费，罢免张干。
传单写好后，学生们赶紧送到印刷厂印刷，印了几百份，在长沙的街头巷尾、学校周边到处散发。很快，这份传单就传到了张干的手里。张干看完，气得拍桌子，一方面恨这个带头闹事的毛泽东，另一方面也不得不承认，这传单写得有理有据，文笔是真的好。
盛怒之下的张干，做出了一个让他后来后悔一辈子的决定：他让教务处立刻拟名单，要把以毛泽东为首的 17 名带头罢课的学生全部开除。在他看来，这些学生目无尊长，公然跟校长作对，不开除不足以平息事态。
但张干没想到，他这个决定刚提出来，就遭到了学校老师们的强烈反对。当时一师的杨昌济、徐特立、方维复这些老师，都是有名的教育家，也都特别看重毛泽东。
尤其是杨昌济先生，他早就看出毛泽东不是一般的学生，常说 “欲栽大木柱长天”，意思就是要培养像毛泽东这样的 “参天大树”，将来能撑起国家的未来。
杨昌济第一时间找到张干，直截了当地表达自己的看法：毛泽东不是普通学生，不能用对待一般人的标准要求他，他将来肯定能为国家做大事，开除他就是国家的损失。
徐特立、方维复也跟着劝，说学生们虽然闹得凶，但核心就是想继续读书，不是故意捣乱，开除他们太过分了。
老师们的话让张干冷静了下来，他也意识到自己一时冲动了。毕竟毛泽东是全校成绩最好的学生之一，之前还夸过他的诗文，真要开除，不光学校里说不过去，外面也会有闲话。最后，张干把 “开除” 改成了 “记大过”，想着给个处分，学生们见好就收，这事也就过去了。
可张干还是低估了毛泽东的韧性。在毛泽东看来，记大过只是校方的缓兵之计，只要收费的政策没取消，张干还在校长的位置上，学生们的诉求就没实现，抗争就不能停。
果然，这时候学校里分成了两派：一部分学生怕被处分，不敢再闹，甚至有些还反过来劝大家别跟校长作对；但另一部分学生，包括毛泽东在内，态度更坚决了 —— 既然张干不肯让步，那就接着斗。
毛泽东知道，光靠学生罢课，力度还不够，得找能管得了张干的人。没过多久，教育司的督学来学校调停这件事，这正是毛泽东等的机会。他立刻组织学生代表，拿着早就准备好的请愿书，找到督学，把事情的来龙去脉说清楚，还当着督学的面，代表全体罢课学生表态：张干一日不离校，我们一日不上课！
督学一看这架势，也知道事情闹大了。他一边怕学生们的情绪再激化，闹出更大的乱子；另一边也看出来，张干和学生之间的矛盾已经到了无法调和的地步。最后，督学只能折中的办法：这个学期也快结束了，你们先回去上课，我保证，下个学期，张干不会再当一师的校长了。
这个结果，是所有人都没想到的 —— 校长想开除学生，没开除成，反而自己被学生的合理抗争逼得丢了职位。这也是湖南一师建校以来头一回发生这样的事。而通过这件事，毛泽东的处事能力和斗争策略，也让全校的学生都佩服不已。
后来有人问，张干为啥会落到这个地步？除了收费政策的导火索，其实跟他的性格和成长经历也分不开。
张干其实
也是苦出身，他家是湖南新化的农民，小时候家里穷，读书全靠自己拼。为了不打瞌睡，他效仿古人 “头悬梁、锥刺股”，把点着的纸卷绑在手上，只要一睡着，纸烧到手指，疼醒了就接着读。靠着这份苦功，他才考上师范，一步步当上校长。
但也正因为他把所有精力都用在读书上，不擅长跟人打交道。当了校长后，他只知道按规矩办事，却不知道跟学生沟通，也不懂得替学生争取权益，甚至在收费这件事上，他其实也有自己的苦衷。
后来史料证明，张干其实并没有主动讨好当局，反而私下里跑了好几次教育部门，想取消这个收费政策，只是他势单力薄，根本改变不了上面的决定。但在当时，他没法跟学生解释这些，只能默默背了这个 “黑锅”。
这场校园风波过后，张干离开了一师，毛泽东也继续在一师读书，后来走上了革命的道路。两人这一别，就是三十多年。期间，张干短暂从过政，但没多久就又回到了教育行业，先后在湖南省立第五中学、第六中学当校长，一干就是二十多年，退休后还在妙高峰中学教书，一辈子没离开过三尺讲台。
1949 年，新中国成立了，毛泽东成了开国领袖。这时候的张干，已经 70 多岁了，日子过得特别难。他家有六口人，全靠他一个人的教书工资过日子，湖南刚解放那阵子，物价不稳定，他家有时候连米都买不起，只能吃点红薯、杂粮度日。
1950 年国庆前，湖南一师的新校长周世钊（毛泽东的老同学）去看张干。周世钊看到张干家穷得啥都没有，心里特别不是滋味，临走时问张干是否有话要转达给毛主席。
一听到 “毛主席” 这三个字，张干的手都抖了，叹气表示自己不敢麻烦这位开国领袖 —— 当年他非要开除毛泽东，后来重庆谈判的时候，还曾给毛泽东写过一封信，里面有 “应召赴渝”“幸勿固执” 这类措辞，现在想起来特别不妥，担心因此得罪了对方，始终对此事心怀愧疚。
周世钊回到北京见到毛泽东，聊起一师的旧事，把张干的难处和顾虑都告诉了他。毛泽东听完特别意外，他原本以为张干离开一师后肯定去当官了，没想到对方竟终身坚守教育岗位，觉得这事儿特别不容易。
毛泽东最见不得穷苦人受罪，更何况张干还是自己当年的老校长，而且一辈子教书没做过坏事。他当即跟周世钊说，张干这类老教书先生理应得到照顾，责怪周世钊没早点告知张干的困境，明确表示要帮衬这位老校长。
没多久，毛泽东亲自给湖南省政府主席写了封信，信中提及张干（字次崙）与罗元鲲都是湖南教了一辈子书的老人，年逾七旬且终身从教无不良行径；自己在一师就读时，张干任校长、罗元鲲任历史教员，现得知两人家庭人口多、生活困难，恳请省政府每月为二人发放津贴米保障养老。
湖南省政府接信后，立刻给张干送去 1200 斤救济大米和 50 万元旧币（折合后来的 50 元），而这笔 50 万元旧币实则出自毛泽东的个人稿费。收到救济物资的张干老泪纵横，当场写下感谢信托人送往北京呈交毛泽东。
毛泽东收到感谢信后很快回信，信中 “生活困难情形，极为系念” 的表述，让张干反复阅读、热泪盈眶。他从未想过，当年自己执意要开除的学生，如今身为国家领袖，不仅未记恨过往，还如此牵挂自己的生活。
1951 年，张干收到了来自北京的邀请 —— 毛泽东请他去北京见面。这对张干来说，是想都不敢想的事。他收拾了简单的行李，跟着湖南的代表一起去了北京。
到了中南海，毛泽东亲自接见了他，还拉着他的手，像晚辈见长辈一样，问他的身体怎么样，家里的日子过得好不好。吃饭的时候，张干提起当年开除他的事，满怀愧疚地表示自己当年做法不妥，始终对此事心怀不安。
毛泽东听了，笑着摆摆手，坦言自己年轻时看问题过于片面，只看到张干表面的行事方式，没能理解其当时的难处，让张干不必再纠结以前过去的事。这番话，彻底解开了张干心里几十年的疙瘩。
在北京的两个月里，毛泽东安排人带张干去做了全面的身体检查，还让他登上天安门参加了观礼，逛了故宫、颐和园这些地方。张干一辈子没出过远门，没想到 70 多岁了，还能在北京受到这样的礼遇，心里又感动又惭愧。
从北京回来后，张干的生活彻底变了样。他被聘为湖南省军政委员会参议室参议、省政府参事室顾问，每个月有固定的工资，不用再为吃饭发愁，还能参与一些地方事务的讨论，给政府提提建议。周围的人也都尊敬他，不再是那个落魄的老教师。
可日子刚安稳没几年，就遇上了三年自然灾害。那时候全国都缺粮，张干的日子又紧张起来，身体也越来越差。毛泽东听说后，又从自己的稿费里拿出 2000 元，派人送到张干家里。这笔钱在当时可不是小数目，足够张干一家好好过一阵子了。
到了特殊时期，有人看张干曾经是 “旧校长”，又想找他的麻烦，造谣说他家藏着金银珠宝，还把他当成 “反动校长” 抄了家，连他仅有的 500 元存款都拿走了。那时候张干正生病，躺在床上，心里又急又气，病情越来越重。
他的小儿子张六如实在没办法，悄悄拿出父亲和毛泽东的往来信件，还有两人的合影，跑到北京向中央反映情况。没过多久，上面就派人来处理了 —— 抄走的东西全部返还，500 元存款一分不少送回来，还额外给了 500 元生活费，还有一封盖着中央办公厅大印的函件，明确说要保护张干的生活和安全。
从那以后，再也没人敢找张干的麻烦了。他安安稳稳地度过了最后的几年，1967 年，84 岁的张干走完了自己的一生。
讲完这整个故事，我们回头再看，会发现这不仅仅是一场校园抗争的故事，更是一段关于时代、人性和格局的往事。
张干是那个时代里一个很普通的知识分子：他出身贫寒，靠苦读改变命运，想做好校长，却又受制于当时的社会环境，没法真正为学生争取权益；他性格刻板，不擅沟通，导致学生误解他，最后丢了校长的职位；他一辈子坚守教育，哪怕日子过得再苦，也没离开过讲台，这份对教育的执着，值得尊重。
而毛泽东呢？年轻时的他，敢为穷学生发声，不是盲目闹事，而是有策略、有目标地抗争，展现出的是立足底层、为普通人争取权益的初心；成为国家领袖后，他没有记恨当年要开除自己的老校长，反而念及旧情，多次伸出援手，展现出的是不计前嫌、体恤民生的大格局。
如今100 多年过去了，当年的校园风波早已尘埃落定，但这段往事告诉我们：真正的格局，是懂得换位思考，是不计前嫌，是始终对普通人的疾苦心怀体恤 —— 而这，也是毛泽东能成为一代领袖的根本原因之一。
资料参考：《毛泽东与张干二三事》 —— 新湖南